这样的理解和做法不但曾经中断过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也在现实中继续阻碍中、西、马哲学的沟通和交流。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书·五子之歌》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
曰：‘学《诗》乎？对曰：‘未也。籍谈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新出土的上博楚简有儒家诠释《诗》的作品，整理者题为《孔子诗论》。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心目中高明的外交官，是文雅、善于言谈和最能让人心悦诚服的人，引《诗》就是他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式之一，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道理。(32)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但是，这句话中的易，《鲁论》作亦，人们据此不相信孔子晚年喜《易》、学《易》之事，且新出土的定州本《论语》也作亦。一是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中，程度不同地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演进和发展模式，这就是通过对原创性经典的不断解读、诠释来扩充文明，表现出人类不同文明都由经典来引导的特征。《韩非子》有《解老》和《喻老》，也有经与说相对之使用。
(24) 诗亡隐志的隐志，是人对自己的志愿、志向含而不露。《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论语·述而》）孔子的志愿是传承和传述。在孔子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礼》、《乐》性质的整体概括。
(13) 参阅《儒藏》（精华编）第281册（出土文献），第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⑥ 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载孔子晚年对《易》有浓厚的兴趣：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一、六种文本的编定和趋同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有关儒家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确认儒家经典诠释学起源的有力的出发点，其中的《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一）等，与此更是具有密切的关系。(2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陈梦家：《尚书通论》，第2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论衡·正说篇》记载：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周易正义》注释《说卦》谓：《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
中国文明的演进模式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实际上并不缺乏独创精神，只是从表面看来，缺少一种可以称为思想自由冒险的活动。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如，《墨子》中有同说相对的经。
籍谈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认为孔子同六部经典都无关，否认东周时代儒家已经确立六部经典的事实。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陈说即对《易》经的卦进行说明和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文本的经典化是文本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这不是曰子使用传曰之传的意思。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10期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9年7期第31～39页。在此，人们不仅推演出了与经典相对的诠释性作品，而且从经典诠释活动和经验中抽象、概括出了用于诠释的术语和观念，并进一步又建立起诠释学的理论。
(14) 李学勤：《孔子与〈周易〉》，见《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的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孟子》中说的宗庙典籍，其典籍与典一样，意指珍贵性、权威性的书籍。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
《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的诗，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诗，这是最早认为诗是为了抒发人的志愿。早期儒家对信奉的六种经典已经展开诠释，并提出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的一般性术语。这说明，说也是作为诠释经典而使用的一个术语。在前面列举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们对每部经典整体意义所作的概括。
杨惊注说，经，谓《诗》、《书》。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尊孔子之所删定者，名之为‘经，因谓孔子所语六者之教为‘经解尔。
【关 键 词】早期儒家/文本/经典诠释/起源ancient Confucianism/text/hermeneutics of the classics/origin所谓经典，既包括神圣性宗教经典（Bible或Holy Bible），也包括古典性的经典（Classics）。谦虚的孔子，相信三代圣人的权威，不敢以圣人自居，自然也不会僭越圣人创作的特权。
《荀子·正论》也有例子：应之曰：……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⑧ 《韩诗外传》（卷五）也说到了儒家与六经的密切关系：儒者，儒也。
权威的这种正确被理解的意义与盲目的服从命令毫无关联。《易》与孔子的密切关系往往不被承认，持这种观点的人说，《易》在东周时代并非是儒家信奉的经典，儒家信奉《易》是从汉代开始的，孔子与《易》没有什么关系，解释《易》的易传也都不是孔子所作。孔子说《诗》亡隐志，开以志论《诗》之先河。曰：‘学《礼》乎？对曰：‘未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同归者也。孔子说他对于三代文明特别是西周文明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我们先看一下《性自命出》的说法：《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结合传世文献，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了。
如解、传、说、记、解等术语，在战国时代已成为表示经典诠释行为的用语。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充其量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规模化开始于汉代。